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有仁爱之心”，要“讲仁爱”仁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奠定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对仁爱思想的深入挖掘和阐发，可以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参考。
什么是仁爱呢？在《论语·颜渊》篇中，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的回答是“爱人”在这一回答中，孔子以“爱”解释仁，并指出爱的对象是人“人”在这里是一个普遍概念，“爱人”所体现的，是君子对所有人都应抱有“爱”的情怀。
但“爱”不仅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它随着仁德的展开而披露出多方面的蕴含“泛爱众”而“亲仁”以“爱人”释仁，体现了“爱”之情怀的普遍性对这一普遍性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孔子“泛爱众”的主张“众”指大众、众人，由此，广泛地爱大众与“爱人”就是同一含义：仁者爱人，就是广泛地爱大众、爱众人。
但孔子不是只讲“泛爱众”，他还要求“亲仁”，“泛爱众而亲仁”也与“泛爱众”意涵的相对确定不同，“亲仁”则需要更多的解释“亲仁”之“仁”与“众”相对，通常指有别于大众的特殊之人——有仁德的人“有仁德的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等于德行绝对完美的“仁人”，因为后者事实上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
按《论语》，孔子于人生的境界划分，大致是圣人、仁人、善人、有恒者，他未见过圣人，也从未称许过谁为仁人，感叹连善人都未能得见，“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即便孔子最为称道、被列为“四科十哲”之首的颜渊，也只是“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虽不一定是实指，但和“日月”相联系，作为一个量的概念则是无疑的
包括“日月至焉”的孔子其他学生在内，“亲仁”就是指亲近有仁德的人“亲近”自然是“爱”意的表达，但如果就释“亲”为爱，则与“泛爱众”区分不开——后者本来也包括有仁德的人在内孔子并称“爱众”与“亲仁”，意图是要说二者有所不同。
这个不同的关键点，就在“爱”作为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必须始终坚守，尤其是对于国家的统治者而言在《礼记·哀公问》中，孔子答哀公如何“为政”时，核心的观念就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在国家管理中，爱人是第一优先的事项。
但是，不论是统治者还是一般的读书人，爱之施与者本身也有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的问题，亲近有仁德的人就成为现实的选择，《论语》所谓“以友辅仁”，表达的正是这一方面的思想亲仁亦亲德“亲近有仁德的人”只是“亲仁”的一种理解，通常还有相关联的另一种理解，就是亲近的对象不是“人”而是“德”，“亲仁”就是指亲近“仁德”这种德性。
孔子一生，最重视的就是仁德，亲近仁德，可以从选择人的居所入手所谓“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智）？”人若知道选择有仁德风尚的安居之所，其境界的提升就会事半功倍就仁与智的关系而言，孔子喜欢进行对照比较，比方“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等等，仁、智双方分别体现了仁德与智慧的不同志趣和特色。
但在“里仁”这里，仁与智却统一了起来：如果不知道选择良善的居所，那一定就是不聪明而无智慧的人择仁而居，亲近仁德，引向的是身心的平和安顿，故“亲仁”的目的在“安仁”“仁者安仁”是孔子对有仁德的人的期待人不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贫还是富，是穷还是达，都需要安然坚守仁德而不动摇。
显然，如此的“亲仁”是离不开人的意志力的，而且这是一个需要坚守终身的品格：“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人能安于仁，一生便不会有什么大错，“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在孔子那里，不论是安于仁，还是志于仁，总体上都是“亲仁”。
那么，如何实现“亲仁”呢？择仁而居自然是外在的方式，还有内在的方式，此即《论语》所谓“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人亲近或走向仁德，不是空洞的观念感受，而是真实的“学而思”的实践，人不论是“不违（仁）”还是“至焉（仁）”，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仁”就存在于这种不懈不止的“亲仁”（求仁）的努力之中，由此也表现出儒家仁德鲜明的实践特征。
亲仁（人）又新人不论是“亲近有仁德的人”还是“亲德”，“亲仁”之“仁”的重心都落在了（人之）“德”上不过，如果我们联系《礼记·中庸》“仁者，人也”的观点，将“亲仁”之“仁”直接理解为“人”，在思想史上也是可以成立的。
早在孔子之前，《左传·隐公六年》记载，春秋初期，陈国公子五父劝诫陈国国君（陈桓公）同意郑国请求，两国交好，并强调“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但陈桓公听不进去，结果导致国难在此语句中，“亲仁”与“善邻”互文，重在发明亲善友爱邻（国）人之义。
春秋末的孔子要求“亲仁”，应当也体现了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显然，“亲仁”在这里，已超越了亲近有仁德的人，而是亲爱邻近之人了在此意义上，“亲仁（人）”与“爱人”原有的差距实际已经消融，“亲仁”也就变成了“爱人”的另说。
这在孔子那里也并非不可协调，孔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本来对仁爱就有多样性的规定关爱善待邻人——这里是邻近国度之人，使仁爱的实施披上了一抹“远近”的色彩事实上，“泛爱众”要从观念变为现实，“远近大小如一”，是很难办到的，因为这需要充分的物质条件的支撑。
至于志向更为高远的“博施济众”，所以是“尧舜其犹病诸”，正在于博爱的崇高理想总是要与现实可能的物质储备相衔接，圣人也因而感叹难以如愿后来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远亲不如近邻”的说法，也在客观上显示了爱亲的实施不得不受到现实的时空条件的制约。
将“亲仁”解作“亲人”，还会连带产生另一方面的意涵即如果不是从爱的对象即“人”或“德”着眼，而是考虑到“亲”本身，内容又更为丰富因为“亲”不仅可以理解为“亲近”，还可以解释为“新”联系《礼记·大学》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从二程到朱熹，都将此“亲”解释为“新”。
如此，“亲民”作为“新民”，“亲仁（人）”也就成为“新人”，意味使民（人）去旧而革新在这种理解中，孔子“泛爱众而亲仁”的教导，就变成广泛地爱大众而且要使民（去旧）成新人立足“使民新”的角度，“亲仁”体现了孔子仁爱思想应用于社会国家治理的功能。
随着“爱人”的扩充推广，从邻近到远方，从亲亲尊贤到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终使“五方之民”“达其志”、“通其欲”，“泛爱众”或曰博爱，获得了它更为一般普遍的意义综上可见，儒家仁爱思想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既基于情感，又弘扬德性；既怀抱理想，又立足现实；既关注理论，又联系实践，涉及到人道关怀、德性修养、爱民政治以及社会教化等多个方面，并通过爱众、亲德、新人以及善邻等仁德施行的实践，彰显出它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风俗中的精神引领作用。
仁者“爱人”而“亲仁”，则是对仁爱思想及其所发挥作用的最简洁的表达，真切地了解它，才能更好地体会儒家仁学在不同方面对中华精神文明的塑型作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指出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
深入挖掘和阐发以仁学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为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理念和价值支撑我们的文化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儒家仁学的观念系统及其历史实践来充实和推动的对儒家仁爱观的深入阐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讲仁爱”的时代价值，并为广泛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优秀的文化资源。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仁学发展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19ZDA024)阶段性成果。】举报/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