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进入《滨线女儿》的节奏是缓慢的，恰如乘坐曾经的滨线铁路列车浏览风景，或书中所写的，已被淘汰的竹筏、舢板、烧玉式发动机船，是快速运转的世界已不太习惯的节奏这是写给改变了模样的土地和旧日生活方式的哀歌。
即便大多数读者从未在台湾和南方沿海地带居住过，也能从中辨认出只有故乡能唤起的轮廓和气息作者的镜头下如此呈现木麻黄林：“空荡荡什么东西也没有，到处充满干燥毛边的味道和灰尘，被长年的南方赤阳暴晒，好像地表干燥毛边的味道和灰尘，被长年的南方赤阳暴晒，好像地表连接空气都要龟裂开来。
”像是打开灰尘翻卷的旧书页时勉强呛住的喷嚏，在鼻腔停住，留下潮湿和酸痛的感受刹那间，仿佛林中空无一物，又仿佛早已包含一切、再无容身之地的感受，大概正是回忆往昔时最浓烈的体验模式或许是因为回忆本就在许多画面中穿梭，在作者笔下，不同的时空反复更迭，边缘模糊，以至于最终融合、颠倒。
二战前的时间和五六十年代，以至于近年老房子将要拆迁、新建公寓楼的哈玛星，每一段故事都有着若隐若现的关联这些故事，寄生在一个个人物，也就是哈玛星居民的身上，命运的关键环节，不需要作者跌宕的铺陈，因为这些际遇，早已成为各个人物的表情、造型、语气的一部分。
作者正是在描写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牵引出一段段沉痛的往事的他不厌其烦地描写雇工如何刷马桶，引水人如何了解航线、暗礁、潮汐、船速并以此成功引导船舶入港，写渔夫如何捕鱼，或者阿玉如何在收租的姨婆家里洒扫、煮饭，少女们如何摆摊，做父母的如何走私。
日复一日的琐碎劳动，正是哈玛星民间最重要的知识若无哈玛星这一地理背景，诸多生活的画面便无法展开在日据时代，殖民者在高雄建立港口，于是用淤泥填海，并修建方便运输的铁路，造出哈玛星这片区域哈玛星有高雄的第一个警察局、第一个市政府，曾经是整个台湾最繁华的地带之一。
在漫长的时间里，它历经战乱，人口流失，产业没落，房屋拆毁不同于刻板印象中的乡土叙事，《滨线女儿》中的各个人物，并不因为贫富、阶层、地域、血统的分野而有着生活质地上的巨大区别，相反，他们各自承受着悲剧，又常常为他人的际遇感叹与怜悯，这或许是哈玛星一带的居民在不断被边缘化的过程中共有的遭遇。
书中大部分人物的关系，实际上由姨婆的大院子这一稳固的居住空间缔结、固定，从房东和租户之间这一大的结构之下延伸，向夫妻、父子、情人、同伴、姊妹之间的相处情节而蔓延开来要说清这些结构，调度“破碎猪骨髓般”的房舍中的人情物理，作者没有露怯，展示了他描绘狭仄空间的大师手笔。
厂房、工厂宿舍、教职工宿舍、商行、病院、铁道，这些空间在他笔下连绵不绝正因为这样挨挨挤挤的布局，他笔下无一人一事一物不彼此关联凭借空间上的重合，不同的年代，也如灵巧的针脚，在哈玛星的褶皱上密密缝起当然，在众多叙事片段之间，还留有诸多缝隙。
譬如，阿玉和阿宾、芳枝、贞仔一起坐三轮车，阿玉究竟为何出现幻觉，为何突然跑开？阿玉的大姐，究竟为何会突然落水？自尽的查某，到底是什么人，是港务局前雇员的太太、引水人今川桑的情人，还是站街女，疯千金？当然，疯千金本人的身世，就汇集了众人对上述多种身份的猜测，最终和这位神秘女子一样，成为一个话语的空洞。
大部分时候，作者的视角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不断切换，她们往往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查某”（闽南话里的“女人”）恰恰是这样模糊的称谓，使得小说在讲述她们各自的故事同时，也得以讲述她们共同的故事、相似的命运她们往往在等待着被人看见，被人重视，被人关心，却一次次遭遇忽视甚至抛弃。
小说交代了造就姨婆性格的关键事件：在一次空袭逃难中，年轻的姨婆被丈夫和孩子“忘记”，无人提醒她，而使她独自在家午睡不醒这个给她带来巨大创伤的经历，不过是被漠视的命运和处境之最戏剧化体现被称为“查某”，不仅仅意味着她们面目的模糊、境遇的相似，也意味着她们的身世，往往不是通过她们自己，而是要凭借小说中其他人物、街坊邻里和船头仔的街谈巷议来道出。
她们没有直接表露自己的渠道和空间，或往往只是以变形、扭曲的歇斯底里方式来表现，比如，老年的姨婆以刻薄的唠叨和叫骂面对众人这群被压抑的、沉默的女性，不仅最真实地刻写着哈玛星小城的悲欢，她们自身也成为旧日哈玛星的隐喻：一个被遗忘，被废弃的所在。
然而，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有苦难和悲哀她们也有二重的生命：一面是难以抹平的变故，一面是重复、安稳的生活节奏：“如果姨婆没有出门去港都看戏，大概就是这时会出门去庙口吃鳝鱼意面和药炖土虱吃完还会喝热的酸梅汁，一年四季都是这么做，回来差不多八点半。
”同样，阿玉虽然常常遭遇来自父母的身心暴力和冷漠对待，地位远不及弟弟，但她依然上学、摆摊、去姨婆家帮忙虽然租房的女人们厌恶姨婆利用自己房东地位而颐指气使的作风，却也依然帮她顺路买菜虽然厌憎，埋怨，互相吵闹打骂，却仍然无可选择地紧密待在一起，就像童乩某和其他人一样被姨婆挑剔数落，也依然给姨婆煮饭扫地。
照顾着已经病重、即将死去的姨婆，阿玉和童乩某，在陌生、嫌恶和厌烦中，也生长出一丝丝悲伤与同情谁又能不怜悯这样失去了孩子、失去了一切亲人的女人？书中的人物在妥协和忍让中度过平凡的日子，纷争，嫉妒，纠缠，却依然共生，在居住空间、经济条件、日常琐事的合作这些多重力量塑造下，形成带有被迫意味的共同体。
这样的忍耐，似乎在当下流行的非此即彼、非敌即友的观念影响下，愈发陌生和稀少了《滨线女儿》也常常使读者想起沙汀那类语言器官特别发达的写作，虽然并非连篇累牍地写对话，但一来一往的交谈，仍然在这部小说里占据相当篇幅。
生动的日常对话不仅凸显真实邻里、熟人之间的关系，有趣的是，这些对话也往往和人物内心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或错位、分离在人们的闲谈中，对于他人的惨剧、变故、担惊受怕和贫贱孤独，往往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甚或轻鄙调侃；而在以当事人视角写下的大段内心活动里，她们富有深度的回忆、思考、疑惑和充满哀怨的抒情涌现出来。
两种世界的对比，凸显的是不如意事可与人言无二三的难以言说，而这种难以言说也提供了面对昔日哈玛星记忆时的书写冲动时代在进步，技术在更迭，过去的一切为何使人怀念？或许恰恰是因为姨婆大院里众人生活的那般亲密中国人社会里的“小城畸人”，其表现形式并不是孤僻、乖戾、幻想卓越个人成就，而是在心怀不甘地搅动人际交往中的波澜。
不过，《滨线女儿》的可爱之处不止在于讲述固守和被困于一地的人生，它同样在怀念和铭记最初对于远行和离开的向往卖炸粿和番薯煎的欧妈桑的女儿，就是这种梦想的代表毕竟，若不离去，就不能用新的眼光重建故乡的往事
